宝坵文集:三个盲女

宝坵文集
三个盲女

 

 
 

 
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我要说的,是三个盲女的故事。

 

在我从小生活的环境周围,许多人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,用来看到光明的前途,也看到落魄不堪的现实,但无论如何,有双明亮的眼睛还是特别欣慰的,因为有些人对此可遇而不可求,她就是其中之一。

 

我们都叫她“盲娟”,盲娟的住址我从来就无法确切得知,但我经常看到她从村大队的办公楼(一座老旧的大祠堂)旁边的一条小路走出来,正确的说法是摸索着走出来,她将手掌放在每一道她摸过千万遍的墙壁上,以此作为“认路”的本领,这样她就走到祠堂前面来了,她从小路出来之后经常会站在路口那里一动不动,我远远地看着她,除了看到她一头苍白的头发和盲人的特征之外,就是看到她一副享受阳光的安详模样。这个时候,皮肤与触觉就是她的眼睛。

宝坵文集:三个盲女

盲娟在路口站了一会儿,她又摸索着墙壁往水闸门走去(水闸门已经永远失去它的功能作用,现在成为交通要道),绕过人来人往的水闸门之后,她就摸索到水井边来。往往这时候,洗完衣服的妇女们已经从水井边离开,于是,这片恬静的地方就成为盲娟一个人的小天地,她倚着井沿坐下来,然后又摆开一副恣意享受的样子,有时她还会跟路过的人说上几句话,她的声音铿锵有力,雄浑而洪亮,我认为这是上天对她公平的补偿,她也将之优化利用,用它来跟别人愉快地交谈。

 

盲娟在水井边坐得不耐烦了,她便又摸索着墙壁绕过水闸门,然后摸索着墙壁进入小路,在小路上停歇一会之后,她就回家去了。这就是盲娟一天的生活写照,一条熟悉又陌生的小路,一个失去功能性质的水闸门和一口静默无言的水井,这就是盲娟生活其中的环境。那时候我的疑惑是,为什么盲娟只去这三个地方?只要她摸索着走,她还可以去到北京呢。但那时我又立刻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,我说,除了这三个地方,盲娟无处可去。现在,我要纠正我自己的看法,我现在觉得,盲娟之所以只去小路、水闸门和水井,是因为在她看来,世界就是由小路、水闸门和水井组成的。

 

我便是站在盲娟的世界之外看着她的,当时我的怜悯之心被捣蛋的想法压制着,我跟伙伴的兴趣只在于谁有胆量将盲娟引到她世界之外的地方去,并看她有何反应。如今想来,我真为自己当时存在这种想法感到深深自责和后悔,实在无法想象一个盲人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而投身一个陌生世界时,是如何去承受各种恐惧与惊慌失措的,你若告诉她世界上还有北京与纽约,那无异于告诉五万年前的地球人,地球外有个月球,有个火星还有广袤无垠的宇宙——那是对她的世界地理概念和世界观的重建——我觉得相当残忍。

 

我当时的这种恶趣味心理还变相地出现在对待另一个盲女的身上,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个盲女的故事。
第二个盲女是我邻居女孩的曾祖母,邻居女孩那时候跟我很要好,有一次,我有幸被邀请同去她曾祖母家,目的是去给她送饭吃。我还记得那是冬天里晴朗的正午时间,阳光明媚而温暖,路上行人寥寥,缺少行人的相对运动,让我觉得短短一段路程变得非常遥远,实际上我也希望这段路可以无限延伸,但邻居女孩的曾祖母就住在村大队办公楼的不远处,所以,我们几乎刚上路,就到达了目的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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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过一处破旧的房子之后,一口水井赫然跳入我的眼帘,明晃晃的阳光在水井边与井沿上欢快跳跃,看起来是在欢迎我们,又像是在欢送我们。也许有人会觉得水井在这里充当的角色不可或缺,或者说它具有隐喻的作用,比如说凡是有盲女居住的地方,便有水井,其实不然,应当说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,就有水井,在我们村里,水井随处可见。我之所以一而再强调水井的出现,是因为它本来就在那里。

 

离开水井之后,我与邻居女孩便来到她曾祖母家,在未进入曾祖母家时,邻居女孩就警告我,待会不能出声,不能让曾祖母知道我跟着来了。现在想来真奇怪,为何要我像个哑巴一样默不作声?我现在的猜想是,要么这是邻居女孩在戏弄我,她只是要看看一个哑巴与一个盲人相遇是什么情形而已,要么是曾祖母的心胸很狭窄,不喜来客。但当时我什么都没做猜想,我只是顺从邻居女孩的话,我装成一个哑巴。

 

曾祖母坐在门边晒太阳,她知道邻居女孩来送饭了,并且是一个人来的,便喜不拢嘴。在邻居女孩与曾祖母寒暄的空当,我浏览了一遍曾祖母的家,这个家被分割成为两半,外边一半是豁亮与耀眼的阳光,阳光后面的一半是阴凉的黑暗,出于作客的礼数,我只是站在门外探进半个脑袋往里看,于是,我便看到了奇特的一幕,那些被日光所照耀的家具,全部在焕发新的生命,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破旧的历史与新生的阳光水乳交融,然后我又看到那些桌椅茶几开始伸开手脚欢迎我,只是那个站在明亮阳光背后的名叫“黑暗”的地方,让我不寒而栗。这时候,我已经吓得节节后退,我觉得盲人的生活充满诡异的气息。

 

曾祖母吃完饭之后,便掏出一沓纸币出来,每抽出一张就问邻居女孩这是面值多少的,邻居女孩在一旁如实回答,曾祖母将纸币翻来倒去,最后抽出几张给了邻居女孩。再站了一会儿,邻居女孩示意我可以离开了,于是,我们两个人用一个人的声音跟曾祖母道别。

 

回去的路上,我对邻居女孩说,你为什么不骗你曾祖母说,一百的纸币是面值十元的?这样一来你就能得到更多的钱。邻居女孩瞪了我一眼,心地善良的她说,我从来就不会欺骗我曾祖母,你怎么这样子?她都那样子了,我怎么能昧着良心欺骗她呢?然后邻居女孩就不说话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,后来我再没跟邻居女孩去过她曾祖母家。
过去十几年了,我现在可以为邻居女孩当时的话接个下文,邻居女孩当时应该这样接着说,你这是什么心态呀?上天都夺去她的光明了,你怎么还能将人间的黑暗推到她的世界里去呢?虽然邻居女孩当时没这样说,但如今一想,我还是惭愧得无地自容。

 

最后,我要说说第三个盲女的故事。
第三个盲女,我们称她为“盲婶”。盲婶其实不盲,但为何人要称其盲婶,我已不得而知。盲婶不但不盲,还身怀一技,她的“职业”是帮女孩子打耳洞。所以,那时候我对盲婶的印象都是从女孩子那里道听途说来的,她们说盲婶打耳洞技术娴熟,但痛得几乎要了她们的命,她用一根绣花针在酒精灯上炙烤一会,趁热打铁就开始给你打耳洞,又锋利又滚烫的绣花针硬是给你薄而脆的耳垂打了个洞,打了耳洞之后再用一小根茶渣将耳洞堵上,防止耳洞发炎腐烂。她们还说,盲婶最喜欢吃什么你知道吗?我摇摇头,她们便夸张地说,鹅头,盲婶最喜欢吃鹅头。

 

听信女孩子们对盲婶的各种描述之后,我便开始在脑海中构建盲婶的形象,出于既成印象的影响,盲婶在我的脑海中,是个不折不扣的盲人,当然,她还会帮女孩子打耳洞,并且喜爱吃鹅头。

 

有一次,我差点见到了盲婶。我不是特意要去见盲婶,一个老太婆有什么好看?我只是喜欢像跟屁虫一样跟在我姐姐后面而已,我姐姐要去打耳洞啦。那天,我兴高采烈地跟在几个女孩子后面,结果我们却来到一片茅厕,确切地说,盲婶的家附近都是公共茅厕。这本来已经大煞风景,更扫兴的是我们还吃了闭门羹,盲婶不在家,女孩们七嘴八舌地吵嚷着,最后无可奈何地往回走。我回头看了一下,只看到两间低矮的土房子,像两根粗硕的大腿瘫痪在地上,一只掏空的南瓜挂在屋檐下,秋风吹得它瑟瑟发抖。

 

说实在的,我内心很惆怅,倒不是因为没见到盲婶,而是因为我没能亲眼目睹我姐姐打耳洞。过了几天,我姐姐回家来就向我炫耀她的耳洞,我仔细一看,果然用一根茶渣穿着,我迫不及待地问姐姐,痛不痛?痛不痛?我姐姐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表情说,一点都不痛。当时我不知道,这是姐姐逞强的说法,还是女孩子们一直在向我说谎,总之,自那以后,我就不大相信女孩子们说的话了。

 

后来,有那么几次,当我路过那两间土房子时,我会看到一个头发灰白的伛偻着腰背的老妇人,这跟我脑海中构想的盲婶形象相去不远。于是,我便告诉自己,这就是盲婶,那个会打耳洞,爱吃鹅头的盲婶。
我要说的,就是这三个盲女的故事。
我要说的,也是我对三个盲女的回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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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 
 
 
 
 

郭灿彬,男,生于1987年,毕业于韩山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系,现任职于广东揭东区揭东第二中学,曾获第五、六届“韩湘杯”校园文学创作大赛小说组一、三等奖,评论组三等奖;韩山师范学院第十五届校园诗歌创作大赛现代诗组一等奖;有小文散见于《九月诗刊》《读后感》等杂志报刊,现迫于生活求稳,久未写作,笔耕已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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